来源：本文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十三五期间大力促进教育公平高峰论坛》上的讲话，结合会议讨论的发言而成。
不同会议有不同的工作目标，发言者最好能审时度势，选择适当的论述策略。否则，永远说那么几句正确的空话，未免辜负了听众的大好时光。设想以下三种状态：第一，大家心平气和，坐而论道，那不妨高来高去，呈现各自的理想状态；第二，主旨是表达民间立场，兼及情绪发泄，那就是挑毛病了，激烈点也无所谓；第三，设身处地，为制定政策提供参考，那是要方案的，必须兼及现实性、具体性与可操作性。
本周我出席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十三五期间大力促进教育公平高峰论坛》，该论坛谈论教育公平，最终是要出报告的，无疑属于第三类。因此，我选择了拓展211工程这么个小题目。其实，几天前我已在《文汇报》（2015年3月27日）上发表《拓展211工程，实现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这回再说，希望将话题引向深入。
除了北大、清华乃天之骄子，无论蛋糕怎么切分，都不会拉下，因此显得比较淡定；其他的大学，一听说教育部出台新的政策、规划或工程，必定奋起争抢。如此折腾，不利于大学宁静致远。
去年，我在一次演讲中称：二十年来，非211大学与211大学的差距越来越大。当我们观赏北大、清华高歌猛进的时候，必须回过头来考虑这些非211大学的艰难。如果没有很好的教育规划，单靠几所名牌大学，中国的高等教育恐怕还是无力承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的。这是大实话，本来很平常，若不是去年年底的一场风波，不值得重新引述。
去年岁末，中南大学校长透露教育部将取消211、985工程建设，媒体上于是出现不少对这两大工程的讨伐，主要集中在此高校拨款机制导致的贫富不均。最惊人的说法来自贵州大学校长：贵州大学在校学生6万人，人数超过绝大多数985、211工程高校，但自1949年至2012年的63年间，中央财政对贵州大学的累计投入为1.63亿元；这63年的投入还比不上我以前工作的浙江大学两个月的投入。我承认各大学的办学经费有很大差异，但不能瞒天过海，理解成年均250万，就能支撑起这么一所大学。这里说的是中央财政，因贵州大学不是部属大学，主要依靠地方财政拨款支持。贵州大学好歹还是211工程大学，其他没能进入211的，处境就更为艰难了。有媒体报道称，2013年清华大学获得的财政拨款为27.75亿元，而非211高校中科研经费最多的西南石油大学，其财政拨款约1.2亿元，两者相差23倍多。
单看这两组数字，很容易激起民愤。虽然统计口径有待说明，表述方式也有待改进，但问题是确实存在的。怎么解决？有三种不同思路：第一，既然有此弊端，那就彻底废弃，重新设计评价体系与拨款机制；第二，保持原状，逐渐淡化，另立新的工程，如2011计划等；第三，承认其历史功绩及现实缺陷，但不舍不弃，在改造中升级，也就是我说的拓展。当然，前提是承认改良是可行的，不取不全宁无的决绝姿态。明知做不到一招制胜，彻底解决问题；那就退而求其次，一步一个脚印，尽可能往好的方向挪动。
211、985以及2011，这三大工程都缘于政府决策，因此，必定是集权威性、执行力与官僚气于一身。有一利必有一弊，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若想促成中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大概也只能这么做了。在现阶段，完美无缺的教育观念与彻底公平的拨款方式，很可能如镜花水月。因此，我更倾向于在原有基础上调整、改造、升级，而不主张推倒重来。
教育决策牵涉千家万户，而且一旦实施，要大改是很难的。因此，最好谋定而后动。谈教育，我不喜欢很有戏剧性的日新月异，更倾向于移步变形。1993年正式启动的211，1998年推出的985，以及2011年讲述的2011故事，这三大教育工程各有利弊。很怕主事者为了显示高瞻远瞩，过两年又弄出个新工程来。那样的话，大家又得调整思路，疲于奔命，忙得四脚朝天。除了北大、清华乃天之骄子，无论蛋糕怎么切分，都不会拉下，因此显得比较淡定；其他的大学，一听说教育部出台新的政策、规划或工程，必定奋起争抢。如此折腾，不利于大学领导及教授们的宁静致远。
扩大211的范围，毫无疑问，等于是在稀释原本有限的荣誉与资源。所有在中国挤过公交车的人都知道，车上与车下，对拥挤与否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一个喊往里挤，一个说挤不动。但增加211工程大学的数量，会削弱已上车者的权威与收益，有利于缩小各大学间人为造成的差距。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中国大学确实比以前有钱多了。两组数字，一看就明白：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1998年是2.59%，2013年提高到4.30%；2016年不知道。但今年3月李克强总理工作报告称，经过努力，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超过4%。而从1998年至今，历年GDP增长速度，最高的14.16%（2007年），最低的也有7.4%（2016年）。这么一算，最近十多年中国教育经费提升的幅度之大，有目共睹，是值得骄傲的。分配不太公平，但不管哪种类型的公立大学，其经费都在明显增加。而从国家财政考虑，如何使用增量部分，是有很大的灵活性的。因此，211工程到底是关门大吉，还是进一步拓展好，钱不是问题，关键在于立场及观念。
我提出对211工程的动态管理，并不是主张对所有211大学每年都来评审，或建立末位淘汰制。那样的话，二桃杀三士，又会制造出许多新的混乱。只有在学校出了大问题或管理，或教学，或财务且领导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个时候才需要取消其211资格。
我主张拓展211工程，但希望严格评审，逐渐增加，而不是一次到位。因为我注意到，前些年的评比与创建，有弄虚作假的，也有贿赂过关的，但整体而言，还是促使大学校长及地方政府殚精竭虑，图谋发展。可见，这一寻找差距、努力创建的过程，还是很有意义的。
扩大211的范围，毫无疑问，等于是在稀释原本有限的荣誉与资源。这个时候，已经上车的，很可能不太乐意。所有在中国挤过公交车的人都知道，车上与车下，对拥挤与否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一个喊往里挤，一个说挤不动。若着眼于中国教育大局，增加211工程大学的数量，会削弱已上车者的权威与收益，但有利于缩小各大学间人为造成的差距。从教育公平立场，国家财政拨款，本来就应该这样做某种意义上，这只是回归常态。
211工程最初的设想，是为了面向21世纪，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中央及地方集中力量，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使其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不要追问何为世界一流，反正在原有基础上大有长进就行了。这100所左右的计划，比赛终场哨声响起时是112所。可见数字是人定的，本来就有很大的伸缩性。既然100可以变成112，为什么就不能变成150或180呢？若我们不急不缓，有序推进，到2050年，建成150或180所211工程大学，有什么不妥？说到底，就像我在《拓展211工程，实现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中所说的，211只是一个标志性的台阶若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踏上这个台阶，是大好事。
你可以说211、985只是国家重点资助某些学校的激励手段，不是等级划分，也不是学术鉴定；可在现实生活中，这早就成为中国大学的名牌标志了民众择校这么看，官员拨款这么看，专家评审这么看，甚至连国外大学录取研究生时也以此划线，你说这是不是等级或台阶呢？大学本就分等级，就看那条线划在什么地方，以及是否将此分界线凝定。我没说两千所大学肩并肩齐步走，只是主张借挪动分界线，激发中国大学内在的创新活力。
此前的评审，无论985还是211，明显偏向于科研经费较多且有成果可转化的工程技术类大学，而相对忽视了综合性或师范类的大学。对于大学理念稍有理解者，当明白此中的缺失。此说若能引起大家的关注，并导向更为深入的讨论，我还有两个附加的建议。
第一，新增加的211工程大学，主要向条件比较艰难的中西部地区投放；
第二，遴选新的211工程大学时，注重人文社会科学在大学中的作用。
第一点估计不会有太大争议，第二点须略为陈述。此前的评审，无论985还是211，明显偏向于科研经费较多且有成果可转化的工程技术类大学，而相对忽视了综合性或师范类的大学。对于大学理念稍有理解者，当明白此中的缺失。
以上所论，不是宏观政策，也不是理论阐释，只是局部修补；如此议案，自认为切中时弊，且具有可操作性。
但以当下中国的舆论环境，以及读书人公信力的日渐丧失，提出此建议，最可能接到的砖头有三：
第一，你身为北大名教授，提此建议居心叵测，很可能是想借此捞一把拓展211工程，那就得有评委；你当了评委，就可以公然受贿。这虽是玩笑话，可我还是得严正声明：此前我没当过985或211工程的评审委员，若重新启动211，我也不会凑这个热闹。
第二，你为什么要充大头，提这样的方案，是不是已经得到某些有竞争力的大学的经费支持？如此诛心之论，等于把所有公共政策的讨论都化成个人利益之争，实在可悲。长期在北大工作，我不太能体会地方高校教授及校长们的委屈，还嘲笑他们热衷于争项目、跑课题、拼评审等；近年因走访各地不少第二梯队的大学，方才真正理解他们的努力与困境。正因为我不在这个利益链条上，才觉得有义务站出来说话。
前两块砖头自信能躲得过，第三块可就得看大环境了：以当下中国的社会风气以及教授们的道德水准，一旦重新开启211工程评审，会不会各种乌烟瘴气全都卷土重来？
我的想法是：若反腐能保持如此高压的态势，校长及教授们大概不会愚蠢到铤而走险。说不定这个时候评审，还会更顺利，也更公正些。
当然，维持原状是最安全的。只可惜，这么一来，有点愧对那些雄心勃勃、跃跃欲试、原本有可能更上一个台阶的好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