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高等教育更为人所诟病，一个“钱学森之问”，把大学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一类问题若只是在某些学校中存在，那么这类问题靠大学自身完全可以解决;但若是几乎反映在所有大学中，那么大学自身定然无法解决。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是不是因为今天中国大学找不出蔡元培那样能力杰出的人物?早就听说过，现如今“世上已无蔡元培”。但仔细想想，这恰恰是国家的问题，而非大学的问题。其实，对于某些关键问题，非但大学校长，教育部长也束手无策，如国家的教育宗旨，国家层面的教育理念，等等。这样的问题，可别难为教育部长了。
那么，部长都不能解决的问题，说了有何用?也许很多人都明白，就是不愿说。但我觉得，总要有人说，有人说比没人说还是要好。
教育的宏大问题一定不能回避。到底教育的宗旨是什么?我们现在是从什么意义上理解教育?又应该从何种意义上理解教育?长期以来，我们奉行的教育模式是否不自觉地把学生当成工具培养?是否应该从人的意义上理解教育?人的意义上的教育应该是怎样的模式?中国大学是否只是扮演工具的角色?是否应该有更大的担当?是否应该引领社会进步?学校中是否还存在某种“语言霸权”?为了使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转变为现代的人格”，教育该做什么?为社会广为关注的行政化问题到底如何解决?所有这些当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中确实存在、也应该回答的大问题甚至根本问题。
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者及其管理者似乎都在刻意回避上述教育的大问题和根本问题，好像那都是敏感问题。我们的教育决策者总是容易陶醉在已有的快速发展(中国大学水平的快速提升也应该是举世公认的)和既有的教育模式中，过分的“自信”和政绩意识使他们不愿去面对那些教育的大问题(的确，大问题可不是几年就能解决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民间，学生及其家长(家长中应该也包括众多官员以及教育者)对中国教育却表现出莫大的“自卑”，只要有一点可能就希望出国接受教育，而且出国求学的年龄也越来越提前。近些年民间对教育的批评声不绝于耳，然而多数批评恐怕还算不上是对教育大问题和根本问题的追问。
联想到十来年前，前哈佛学院院长哈瑞·刘易斯的疑问(《失去灵魂的卓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一流大学忘却了什么?全世界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哈佛大学是卓越的，但刘易斯却看出了其中存在的“不实的卓越”，而且提醒人们一些著名大学是如何忘记教育的宗旨的，进而告诫不要追求“失去灵魂的卓越”。我很感慨，美国人的危机意识真强，一所世所公认的卓越大学在保持卓越的道路上有些许偏离的时候，马上有人惊呼：不要失去远大的教育目标。我国的一流大学还远不如哈佛之卓越，而我们对教育宗旨的忘却可能早已成为习惯，且至今为教育宗旨而呐喊者甚少。也许正是这种习惯造成了人们对那些教育大问题的麻木。
中国的教育问题似乎存在一个很大的结，这个结不解开，教育的很多问题恐怕难以解决。教育最大的结是什么?当是对教育的工具意义上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又自然导致教育及其管理中过多意识形态的东西。其实，一切把人性意识形态化的做法，不管目的多么高尚，总是难以真正控制在预期之内。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那么解教育之结该是时候了!
当然，也不是说在那个结还未解开之时，大学的教育改革就无所作为了。毕竟，如创新能力的培养、“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开放式的高等教育等问题，大学还是有可为之处。
谈及大学的教育改革，其实中国大学从来没有停止过教育改革。那么为什么又成效不明显呢?以前的教育改革往往停留在课程体系的改变、课程内容的增删、学时的增减、实践环节的修补等。这些当然都有意义，但仅停留于此，则可能是失去灵魂的教育改革。教育改革，魂之安在?如何把无形的教育改革的魂融入到日常有形的教学活动中?这些问题，不能不深思。
令人欣喜的是，分管教育的高层领导也在倡导“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但现实情况是大学中多数人可能还只是从浅层次上理解此观点。很少人真正怀着对人的生命意义的尊重，从人的存在、生命价值意义之根基上认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
对于某些相对技术层面的教育问题，如工程教育与创新能力培养，其实也需要从深层次去改革。如以前关于工程实践教育的改革，很多学校增加了实践环节，改善了实践条件，改变了某些实践方式。但很多并未触碰到实践的一个根本问题，即被动实践。被动实践其实是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的严重问题之一。正确的实践理念当是主动实践，而且应该把主动实践的理念贯穿在学习的各个环节。
教育的问题很多，但一定要找到根本问题;知道了存在的问题，就要尽可能从根子上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