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论王权
所欲者甚少而所畏者甚多，这种心理是一种痛苦可怜的心理；然而为帝王者其情形多是如此。他们因为尊贵已极，所以没有什么可希冀的，这就使得他们底精神萎靡不振；同时他们又有许多关于危难暗祸的想象，这又使他们底心智不宁了。这也就是《圣经》中所谓君心难测的那种情形底原因之一。因为畏忌多端而没有一宗主要的欲望可以指挥并约束其余的欲望，这种心理会使得任何人底心都是难以测度也。因此有许多君王常为自己造欲望，并专心于细事；这些细事有时是一座建筑，有时是建立一个教宗，有时是擢升一人，有时是要专精一艺或一技，如尼罗之于琴，道密先之于射，可谟达斯之于剑，卡剌卡拉之于御，以及类此者皆是也。这对于那些不知道下列的原理的人好象是不可思议的，那原理就是人底心理乐于在小事上得益，而不乐于在大事上滞留。我们也常见那些在早年曾为幸运的胜利者的帝王，因为他们不能永远进取，而在幸运中不得不受限制的原故，在晚年变为迷信而且寡欢；例如亚历山大大帝，代奥克里贤；还有我们都记得的查理第五，以及其他的君王之所为是也。因为那一向惯于进取的人，在后来碰了钉子的时节，不免要自轻自贱，非复故我的。
现在且说王权底真气质；那是很不容易保持的；因为真的气质和失调的气质二者都是由矛盾冲突之物所成者也。然而搀和相反的事物为一事，交换相反的事物又为一事。阿波郎尼亚斯答外斯帕显的话是满含最好的教训的。外斯帕显问他：招致尼罗底颠覆者是什么？他答道：尼罗善于调弦弄琴；可是在政治上，他把轴栓有时拧得太紧，有时放得太松了。无疑地，忽然大施威迫，忽然过度松弛，这种不平衡不合时的政策之变换，再没有比它更能破坏威权的了。
近代的讲人君之事者，其智多在巧避与转移临近的危难，而不在坚固合理的，使人君超然危难之上的常轨，这是真的。但是这种办个人因为受了感情底驱使而在诉讼之中偏向不直的一方，那末他最好利用他底影响为两造和解，而不要把事做到尽头。假如一个人因为受了感情底驱使而在仕途中偏向那较为不才的一方，那末他最好不要为了要提拔这不才的一方，遂造作恶言，毁损那较为有才而值得升迁的人。
遇到自己不很懂得的请托之事，最好去请教一位忠实而有见识的朋友，这个朋友可以说出来究竟这种请托之事是做得做不得的；但是这种顾问须要审慎选择，否则要受骗的。有所请托的人受了迟延和欺骗，必深恶痛恨，因此，如果在初次来请求的时候就明白告诉他说你不愿意办这件事，又如果替他办事，在事情进行的时候把实情告诉他而不加粉饰或夸张，在事情成了以后除应得的报酬以外不再需索，这样的举动现在竟不止是正当的而且是很可感激的了。在请求恩遇之中，原先来请求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有一点关于这人对我们的信任的事，却不可不留意。就是，假若这人告诉了我们一种消息，这种消息除了他我们是无从由别的方法得到的，那末我们就不可白白地利用人家底消息，而应当给他一种报酬，并且给予他自由，让他设法走别的门路去图谋他所求的事情去。不知他人所求的事物底价值者是不智的；一如不知谁应该得到那所求的事物者之为无良。在请托之中做事机密是成功底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自行声张说某项请托进行得如何如何顺利虽可以挫某种旁的请托者底锐气，但是也会刺激并引起另一种请托者的。但使所请托之事适得其时，那才是主要的。
所谓得时者，所取的时间不但是要合乎你所希望的将要准你底请托的人，而且要能使你自己免去他人从中破坏阻挠底危险。在选择替自己办请托之事的人的时候；顶好选用那最适宜于那种事的人而不要倚仗那最有大力量的人，选用那专办某种事的人而不要用那些包揽一切的人。如果一个人初次的请托被拒绝了，而他既不沮丧也不愤懑，那末他下次再有所请的时候其所得的补偿将与初次所请的一样的好。所请逾量，为的是所获可以适量是一条好规则，假如一个人是得宠的；否则最好渐渐地提高自己底请求，因为假如一个人初次来向我们有所请求，我们也许会拒绝他的；但是假如他已经从我们得过许多好处，那末以后我们就不大愿意拒绝他，恐怕既失这个人底好感与拥护，又抹杀旧日对他的好处也。通常以为向一位大人物求一封荐书，是最容易不过的请求，然而，假如写这封信底理由是不正当的，则于写信的人底名誉也很有妨碍。再没有比如今这些替人奔走，包揽请托的人更为恶劣的了；因为他们只是一种妨害公务的毒药疫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