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逝世，享年98岁。
昨天晚上没睡着，与一位失踪数月的朋友聊边疆的故事到天明，早晨起来没有上网浏览资讯，一直到于德清兄电话告知我这个消息。
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广州市中心那个最大的商厦里犯困，合上手机，呆住，一阵悲伤从心里缓缓升起，我自己都没有想到会体会到如此清晰的悲伤，清晰到了似乎不真实的程度：这种感受应该是只有与自己有关的人，甚至是自己亲人的离去才有可能发生。但这种悲伤又是如此真实，即使我用理智一遍遍告诉我，他是大师，国宝，泰斗，98岁老人，与你这个小人物其实没有任何交往，扯不上什么关系，党和国家根本不需要你的悲伤
但所有这些，都没有办法将这种悲伤抹去。
一个时代的结束。不少人会对季先生的离去产生这样的感慨，不过，每个时代都会过去也必将过去，我们都知道，有些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的离去，不会带来如此清晰地悲伤，甚至都未必带来悲伤，一个人的死亡带去了一个时代开启了一个新的未来，人们记住的是新生活开始的喜悦，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少，不需列举。所以，需要进一步追问的事，伴随季羡林先生而去的，是怎样一个时代？
那个时代，学术是自由的，即使有干扰，也还没有到步履蹒跚、寸步难行的时候，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们毫不掩饰自己的爱国热情，但这种热情，是在媒体相对自由、资讯充分获得的前提下，面对这块土地和人民自然素朴的情感，而不是被捂住耳朵，含泪劝告出来的一种效果。季羡林先生尝言：平生爱国，不甘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但是他又呼吁，要区分真爱国与假爱国，警惕希特勒与东条英机式的邪恶的爱国主义。那个时代，一个出身贫寒，偏科严重，数学只考四分的，生性顽皮打过群架偷看过金瓶梅的山东青年可以一步步走来，最后成长为文化大师，那个时代，还没有二奶式的专家，知识分子们一方面执着自己的兴趣进行着不知道有没有实际经济价值的学术，一方面能够表现出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操守：仁爱和恕道，气节和情操；自由精神与独立人格，并用自己的笔墨，传播着这些理念，肩负起自己的公共职责
但是仔细想想，一个时代的结束并不能准确的描述季羡林先生的离去，我们都清楚，在季先生将近百年的生命历程里，他跨越的，实际上不止一个时代，让我们艳羡不已的那个时代，在季羡林先生的生命中，就时限而言，实际上并没有占有太多的份额，他与他所在的那个群体一样，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卷入太多的是非，甚至一直持续到今天。而且我们知道，在这些时代当中，没有人是幸存者。不过还好，最后两个月时间里，据说一直有其子陪在身边，季先生很幸福
我可以下一个也许不合适的判断，季先生西去，不会对中国社会产生多大的震动，也不会比大洋彼岸的那位不黑不白、非男非女的MJ激起更多的眼泪，这不是季羡林先生的问题，却是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个生活在这个时代中的人们制造出并不得不承受的问题。但离去，对于季羡林先生本人，未尝不是自由的开始。一个人成为盛世人瑞，被高高捧起，其中滋味，以我不多的经历揣测，恐怕复杂苦涩。《病榻杂记》中，季先生在经过一番认真思考和比较之后，病榻上写下三篇文章：《辞国学大师》《辞学界泰斗》、《辞国宝》，昭告天下，要把这三顶别人加在他脑袋上的桂冠统统摘下来。他谦虚地表示，环顾左右，周围不少人的国学基础都比他强，因此认为自己够不上国学大师的称号。至于国宝，他说别人一这样称呼他，就让他联想起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但是，这个时代，请辞就能辞的了吗？党国要人探望，季先生不是依然要穿红戴绿，扮演人瑞？中国没有索尔仁尼琴，季羡林先生也不是
所以，我觉得，制造悲伤的，与其说一个时代的结束，不如说是一个梦想的终结。这个梦想萦绕在不少学文科的，搞文化的，懂点学术的人心中。1999年，我在山东大学读书，一天，有朋友来访，赠我一本他的诗文集，是自费印刷的小册子，封面是他与季羡林先生的合影，书名也是季先生的墨宝，他对我说，燕园里的季先生非常平易近人，他家的门，不难进。从此我就有了这样一个梦想，那个学校，美丽的未名湖畔，寂静的小院子，中国学术思想的大师可以用自己的智慧为我们这些后学小子醍醐灌顶，可以一边听我们鼓足勇气说出或者高明或者幼稚的见解，一边和蔼微笑的用质朴的语言为我们点亮思想前行的等。这个梦想，成为我们坚持的力量，是我们面对越来越扯淡，越来越无聊的中国教育与学术游戏时内心最柔然的力量之源。
我从没有去过北大，没有亲近过未名湖。因为这个梦想，不忍将它刺破。但是梦想总归是要终结，那个我的梦中北大寂静小院里和蔼平易的大师，真的走了。未名湖后湖那盏总是亮得最早的灯，再也不会亮起。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终于到来了，我们又该如何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