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4日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2014年，上海和浙江先行试点高考综合改革，两省市将出台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方案，今年秋季新入学的高一学生开始实施。（9月4日《法制晚报》）
作为中央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之一，实施意见彰显出中国恢复高考以来最全面、最系统的制度改革，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如今，实施意见终于出炉，上海和浙江成为首批试点省份，勇当吃螃蟹者。然而，教育综合改革已经进入攻坚克难的深水区，各种利益盘根错节，急需一场动真格的利益重构，切实回应民众的热切期盼。
从教育部主要领导的答问看，此次改革涉及的主要问题无外乎以下几个：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特大城市随迁子女高考，高考加分，自主招生，综合素质评价，以及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等问题。考察这些问题，大多是若干年来积存已久的老大难问题，其背后无不指向教育公平，无不指向利益的重构乃至对某些特权的限制和剥夺。
改革，实质是利益的博弈和重构，可谓步履维艰。以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距为例，此前的每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几乎都有呼吁，但至今不见解决；而就在前不久，由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不也要求改进分配方式，提高中西部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吗？
提高中西部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不仅是教育公平问题，更涉及社会阶层流动的社会大问题，其背后的利益纽带盘根错节，令积弊难改。这次由国务院层面推出的招考改革，让人们看到动真格的信心和力度。这就意味着，教育制度的攻坚战已经打响，过去一些地区享有的某种特权将会被重新调整，旧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将面临新的建构，由此带来的将是教育布局的重整，最终促进的将是教育公平，是每一个学生平等的学习权。这显然是多数民众乐于看到的。当然，除指标分配外，人们有理由期盼在此基础上实现根本的解决之途：既然公办的高校都是由国家财政来负担，那就不应该再分三六九等，就不应再有区别、偏向性地进行投资。
从此次颁发的实施意见看，人们也看到了一系列可操作的举措。例如，要求部属高校公开招生名额分配原则和办法，严格控制属地招生比例，调出的指标主要用于中西部及入学机会偏低的地区，力争到2017年，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缩小到4个百分点以内。
但人们更期望，既然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明确表示，要合理确定分省招生计划，严格控制属地招生比例，何不明确细化指标并及时公示？何不让北京、上海等重点高校相对集中的地区，带头拿出时间表和路线图？无论招考如何改变，教育公平都是无法绕过去的命题。
人们有理由期待，在一系列动真格的招考改革之后，迎来的将是一个遵循教育规律、公正法制的现代化教育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