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当得知国家将恢复高考的消息，说实话，我并不像别人那样欢呼雀跃，欣喜若狂。我心中疑惑：这高考真的凭分数录取？而且，我心中还很自卑：像我这种出身不好，有海外关系，父母亲政治问题还未平反，有先天严重“政治缺陷”的人也有资格参加高考吗？后来得知这次高考录取以分数为主，讲成分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凡符合年龄的知青，都可先报考，后政审。虽然我还在犹豫，但似乎有希望。于是我交了五角钱报名费，加入到570万报考大军中，参加了激烈角逐。
离高考只有一个月，补习数理化肯定来不及准备了。所以我选择了文科，不过当时满脑子都是大批判文章。当时的文章模式是这样的：开头要用毛主席语录戴帽子，中间用国际形势、国内形势摆场子，再用批判林彪、四人帮、苏修美帝做例子，结尾要用革命口号做靴子。“文革”时期的“两报一刊”及“梁效”的文章都是这种风格。显然，这一套肯定是不行的。于是我下狠功夫补课，恶补历史、文学、地理知识……终于，我搭上了恢复高考的第一班车。
我要永远感谢高考。在我看来，1977年恢复高考，远远不只是高等教育某种形式的转变，它体现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它是对教育秩序拨乱反正，对社会公平公正秩序的重建，高考制度体现了起码的公平。它更深远的价值在于，以一种严谨规范的制度形式和手段，确保了人才选拔的可信度，并为我国国民素质和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从机制上提供了坚强保证。